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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国情、奋斗者”之郭景林:从多苦多难的少年到坚强的战士
发布时间:2019-08-12  |   信息来源:  |   字体: 【
 

从多苦多难的少年到坚强的战士

  

个人简介:郭景林,男,汉族,192212月出生于北京通州县,1943年参加八路军,1948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4年调到包头工作,先后在市医药公司、市耐火厂、市汽车公司、市木材公司工作,1983年离休。

郭老家住东河区矿机小区。我们刚一到郭老家楼下,就看到一位精神矍铄、一身军绿色布衣的老同志坐在小区石凳上,上前询问方知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老战士,他正在这里等着我们。当时正值春夏之交,本地的春风还让人觉得有丝丝凉意,93岁高龄的郭老以这样的形式迎接我们,让我们从心底油然而生起敬佩、亲切之感。

郭景林1922年7月出生于北京通州,1943年参加革命,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经在晋察冀军区参加抗战,之后还参加过平津战役、解放保定、包头、张家口等战役,1954年转业到包头。谈到自己的少年和从军经历,80多年前的一幕幕仿佛又浮现到眼前。

 多苦多难的少年

“我的父母在北京打工、做小买卖,我是姥姥抚养长大的。12岁起在地主家做小工,14岁到北京在铁匠铺当了5年学徒,后来因为被师傅诬陷成偷铁道钉子的,就逃到了朝阳门外日本人的棉花厂做工,在工厂又因为有个日本人用枪打人取乐,差点被打死,我就逃出来了。之后,我跟着父母和哥哥搬到了北京西边的一个村子,白天父子三人在北京通向沙城的铁路工地上做工,晚上一家四口住在半间破败的房子里,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。因为工地上没有安全措施,开山放炮随时有生命危险,我又找了个借口跑了出来。想着再回北京谋个生计,我就带着一件长棉袍辞别了母亲。在北京,我白天到处找活做,晚上在破庙裹着棉袍睡,这样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。1941年的一天,因为没活挣钱,我把棉袍押给卖窝头的,赊了两个窝头,准备干活挣了钱再来赎棉袍,然后听到有招工去修北京到宣化的路的,就想着去做工挣点钱,结果被人贩子直接卖到了日本人在大同的煤矿里。在大同煤矿,日本占领了8年,死了6万多人,有被砸死的,有病死的。这是日本侵略者永远抹不掉的罪行。”

 逃出苦海意外参军

“在大同煤矿一年多的时间里,工作量很大,吃的都是掺了沙子的饭,住的是拥挤潮湿的板房,睡的是60个人大通铺。有一次我生病了,想跟工头请个病假,好心的工头告诉我千万别让日本的工头知道我生了病,因为日本人说给你看病去,实际上就把你扔到山沟里了,就被狗吃了。一段时间没有死人了,那狗见了活人都追。所以,在工友们的帮助下,我带着另一个比我小两岁的河南籍工友逃出了大同煤矿。我俩想着往北京走,因为日本人发的“良民证”在煤矿被没收了,我俩也不敢走大路,就这样一路上相依为命的走到了河北省蔚县,饿得不行了就在地主的果园里捡地上的果子吃,看果园的说:‘你不要拿树上的,让东家看见不行。’这个时候已经下午了,八路军的班长和几个人吃完饭出来转,问我们去哪儿?我们说回北京。问当兵不?我说不当。问怎么了?我说当兵挨打。又问你怎么知道挨打?我说在我们家住的29军有人挨打。他说:‘我们是八路军,你听说过吗?’我说在北京学徒的时候,师傅和师兄他们老家那儿有八路军。他说:‘我们就是八路军,你跟我们参军吧。’我说嗯。就这么着,我就参军了。参军以后,当时叫老乡家,他们又给剃头,又把他们的衣服给我穿,我当时只穿着短裤,没有上衣,还有做饭给我吃。参军的部队是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,司令员是杨成武,参谋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,是我们北山支队首长领导。北山支队等于团单位,支队长叫江文。”

血战朝阳堡

这是郭景林记忆最深刻、最惨烈的一场战斗,发生在朝阳堡(现属河北省阳原县,原属察哈尔省)。朝阳堡分前后两个堡,前堡大,围墙四周有土炮楼,后堡靠大沟。

“1944年6月的一天早晨,我们北山支队和游击大队、区小队370多人组成的队伍,在与日伪军打了几仗后,到达朝阳堡。我当时22岁,是北山支队的通讯员。队伍刚到朝阳堡就被1000多日伪军包围。上午10点,战斗打响了。战士们利用高围墙和炮楼与敌人作战,有3名战友冲下去和敌人的重机枪手肉搏,江文队长让通讯班长带着我和另一个战士去帮助他们。我们就从围墙上跳了下去,正好跳在日本鬼子身上,我们3个人用手榴弹当锤子砸死了3个日本鬼子,然后把冲出去的战友接应回来,把他们从围墙底下的排水洞推了进去。等我和班长想往里爬的时候,被敌人用机枪打的钻不成了。队长就喊着让我们从南门进来。从这个洞口到南门也就100多米,我俩前面跑,敌人的机枪在后面追着我们打,结果班长中了枪不能说话了,我赶快把班长背起来跑了进去,但是班长还是牺牲了。之后,敌人把包围我们起来了,我们出不去,就上了炮楼。我看到一个像军官的,跟队长报告,队长说给他一枪。我就和一个战友一起瞄准那个日军军官,一起开枪把他打死了。”

“敌人攻了一天攻不进来,第二天就调来了炮兵部队,结果几炮就把前堡大门打掉了。战士们守不住,就撤到后面去了。在一堵一人高的墙边,我和战友先翻墙过去隐蔽了起来,然后等着打翻墙过来的敌人,接连打了十几个。敌人一看不行,就往过扔手榴弹,队长说把手榴弹给他们扔回去,战士们就捡起冒烟的手榴弹又给扔了回去。有一个没扔过去在我身边爆炸了,炸坏了我的一只鞋,幸好人没受伤。敌人见手榴弹不起作用,就扔了一个小圆筒过来,一直冒烟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,就拿起来问队长队长说:‘快点扔了,那是毒瓦斯。’结果当时就有两名战友中毒牺牲了,我们也有两个月说不出话来。”

“到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,我们已经顶不住了,队长准备带着我们从后堡突围。一起突围的有20多人,敌人的机枪不停的扫射,队长让 把机枪手打掉。没有掩体,我只能拉过来两具战友的遗体作掩护,把百米外的日军机枪手打死后,大家冲到了后堡的大沟边。这里原来有日军堵着,后来日军派伪军守在那里。当时八路军在伪军中做了许多统战工作,所以当战士们从沟里面走的时候,伪军故意往周边打,给战士们留了一条生路。事后,当地的伪保长说这一仗仅日本人伤亡就90个。”

如今,当郭老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时,还清晰地记得“我们已经做好了‘光荣’的准备,一旦鬼子冲进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,决不当俘虏”。还说:“这也没什么,那会儿就想着多消灭几个鬼子,多救几个战友。现在生活多好啊,我也是在为牺牲的战友多活几年。”

 给贺龙当“保镖”

说起过去的时光,郭老最引以为荣的就是给贺龙当“保镖”。

1948年9月,为配合辽沈战役,牵制华北傅作义的部队,中央军委发动了第二次绥包战役,郭景林所在部队驻防在萨拉齐县附近。“10月的一天,营教导员和连长找到我,说交给我一项神秘任务。他们说:‘咱们营接到一项任务,要从归绥西货场火车站接一位中央首长来包头。你带上机枪班给首长坐的火车打前哨、当保镖。’当时我既兴奋又紧张,就问‘是哪位首长啊?’教导员和连长板着脸说‘保密!’我不甘心,又说:‘打土匪、趟地雷是死任务,接谁不告诉,死了心里也不明白。’他们说:‘贺老总。’我一听到这里,马上说:‘保证完成任务。’然后,高兴的领着机枪班去执行任务了。”

“来到归绥西货场火车站时,贺龙司令员已经坐在一辆大的火车上,我们的任务是跟着前面的小火车打前哨,先往前行一站,趟地雷、打土匪,确保安全以后再返回来接上大火车往前走。他们(贺老总乘坐的火车)走1个单程,等于我们走3个单程。呼市到包头300多里地、好几个站,我们往返了十几趟。一路上,我脑子里的弦一直绷着,就怕出现突发事件,拿着枪四周查看,恨不得多长几只眼睛。”

“安全到达东河以后,我们在站台上接受贺老总检阅,老总对我说:‘小伙子挺勇敢,任务完成的挺好,继续努力。’我回答:‘以后一定好好打仗,多学习。’老总还单独跟我握了个手,那个时候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”60多年过去了,郭老说起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,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兴奋和激动,他说:“我现在已经老了,可是精神不老,我还要继续努力,不辜负老总对我的期望和嘱托。”

 同年6月份,93岁高龄的郭景林在儿子的搀扶下,去到市干休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,向党组织交上了1000元特殊党费。郭老家境并不宽裕,一辈子省吃俭用,生活极为简朴,就是这样一位对自己有些“抠门”的老人多次为赈灾、助学捐款,这次又缴纳了1000元特殊党费,让人敬佩不已。9月1日,包头市干休所的工作人员为郭景林送来了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,郭老表示“党中央把我们当成功臣,这是我们莫大的光荣,对于我们来说,只是在那个年代干了自己应该干的事,并没有尽多大的力量,现在国家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,我们真的心里有愧意。”这就是一位普通但又不平凡的老党员、老战士对自己一生的评价!